中国文艺评论家何志云在80年代曾同高行健有过许多接触，关系比较密切，他也告诉《联合早报》说，高行健在80年代初走在中国文学和戏剧实验创作的前列，他的话剧《车站》、《彼岸》在当时显得十分“前卫”，对中国话剧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，他的一些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“原创性意义”。

　　但另一位中国文学评论家成晓明认为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高行健“太荒唐”。

　　成晓明在80年代初期曾写文章介绍过高行健和他作品。他说：“那时是把他作为戏剧新人向读者推荐他的作品。不知道他到法国后是否写过大作，但要凭他80年代在中国时创作的几部话剧和小说就能获诺贝尔文学奖，那就太荒唐了。”

　　成晓明说，中国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有很大的期望，认为能够获奖是很荣耀的事，但高行健那样的作品也能获奖，实在令这项大奖“减色”。

　　成晓明不愿评价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有“政治标准”，但他认为，瑞典文学院把高行健的作品捧到“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”的高度“至少是不严肃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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