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城乡差距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短暂的缩小之后，到了王永松这一代，又进一步扩大了。

到了2009年，农民三年的收入才赶得上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。因水稻卖不出好价，家里的水田面积从十多年前的20多亩，到现在只剩下不到5亩，剩下的都撂荒了。在王永松的父亲眼里，过去十几年化肥种子价格都翻了好几番，可是政府的晚稻收购价还不到一块钱。

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，中国的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，至今仍处于政府严格调控之下。

眼下，王永松一家从土地获得的收益，主要还是依靠种植业。按照现行的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中国农村的绝大部分土地不可作为银行贷款抵押。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国家征收转化为国有土地后，才能上市交易，变为资本。不过，中国人民银行今年7月28日，发布了《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》，尝试通过小范围的试点，推动农地抵押。

对于这一点，王永松一家深有体会。在他的家乡湛江，2009年政府新建东海岛新区占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时，每公顷耕地补偿45万元，相当于45元/平方米，而目前湛江的商品住宅均价早已经突破6000元/平方米。国家税务局统计显示，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.5万亿元，如果把这些钱发放到8亿农民手上，每个人可以分得近2000元。

当除种植业以外的土地增值渠道被切断后，打工就成了农民为数不多的谋生出路之一。

2009年，王永松也走上父亲的打工路。由于英语一直跟不上，严重偏科的王永松念完初中后，就上了湛江当地的一所职业学校。17岁那年，进入广东海南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厂，成了流水线上的小工。

在南海工作，收入能够比湛江多出500元。这种地区间的差距，也导致了大批像王永松一样的粤西农民，不自觉地流向了珠三角。

1978年，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政府调整了此前的地区均衡发展思路，转而优先支持东部沿海发展，在“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思路下，政策、资金、人力等各种资源向珠三角、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倾斜，这些地区依靠加工出口贸易保持了高速增长，并成为中国的财富聚集地。

南海，也搭上了国家政策的末班车。仅南海区狮山镇一地，截至去年末，吸引了两千多家工厂，年产值超过两千亿，相当于中西部数个地级市的经济总量之和。

地区收入差距开始出现。到了2009年，据国家统计局统计，在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方面，最高的上海市已经比最低的青海省高出两倍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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