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者：您父亲的冤案平反昭雪以后，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，您的身份地位都有了变化，从“黑帮”子女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第二号领导人物的子女。您父亲平反后，对您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吗？

　　刘源：我算是经历了一个从上翻到下，又从下翻到上的过程。

　　从下往上翻的时候也很痛苦，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痛苦，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理解都同情，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，就不一样了。

　　比如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。在我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还没有平反，同学们都对我很好，大家很平等。我们是七八个人一个宿舍，80个人一个班。在宿舍里，男孩有的晚上打扑克，有的看书，很吵闹，我在床上喊，你们别吵了，我还要睡觉呢。有时候拿一个馒头边吃边往教室走，也不抬脑袋，别人向我点头笑，我有时没看见，或是不在意，这也没关系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

　　但是上了一年的大学以后，我父亲被平反了，情况就变了。变的不是我，我还是我，我没变，但是人们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，我们之间很自然地出现了一条鸿沟。同样你喊一声，别吵了，我还要睡觉呢，人家会说，你狂什么狂，你算老几；你见人不打招呼，人家就说，这小子不认人了。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变，怎么人家对我的态度变了呢？这时候就得自己调整了，所以那时候得特别注意对面来个什么人，你先向他点个头，然后再赶快过去。你本来被吵得睡不着想喊一声，但是算了吧，别喊了，怪讨厌的。

　　记者：您1982年大学毕业时应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，后来为什么又回到农村，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管委会当了最后一名副主任？

　　刘源：我之所以去农村也是我多年的愿望，因为当时我大学所有同学都留在北京，我完全可以留校当助教，或者给领导当秘书，但是我觉得农村需要我。我在农村待过7年，17岁去，24岁离开的，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，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，正常人的一种生存态度，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，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。

　　我1982年去的河南，一直待到1992年，一共10年多时间。先在新乡县七里营公社，我是第十七把手，前面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干部。很快中央开始提出干部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。当时公社里年轻的大学生就我一个，全县也没几人，特别是正牌大学毕业的，所以一挑就挑着了，副乡长，副县长，县长，然后又当了副市长，就是到了郑州了。

　　记者：您当选副省长的时候最初不是候选人，听说是人大代表们联名把您推举上去的。当时这在全国是首例，而且那时您36岁，当年是最年轻的副省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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